文艺批评 | 洪子诚等：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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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史料研究成为热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广泛争论，如有批评者认为这种研究范式重“史”轻“文”，偏离“文学”本义；也有学者认为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中“史料”与“问题”脱节，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且史料整理过程也缺乏正确、系统的方法论指导。2020年11月17日，《南方文坛》杂志组织召开“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十余位学者、评论家齐聚广西北海市，围绕史料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艺批评今日推送的是此次研讨会纪要，在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文献的发掘、甄别、评判与使用，史料的公藏与私藏、史料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史料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治学理念出发，指出了目前史料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观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文艺史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转载自“保马”公众号，特此感谢！

“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

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纪要

时 间：2020年11月17日

地 点：北海市

与会者：陈建功、洪子诚、陈平原、夏晓虹、孙郁、杨早、行超、曾攀、李北京、齐晓宁等

主持人：张燕玲

// 主持人

 

张燕玲

《南方文坛》主编

感谢各位老师不远千里赶来参加《南方文坛》的雅集，研讨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南方文坛》从20世纪90年代就重视史料研究，如“打捞历史”“文坛钩沉”等经典栏目，像顾骧先生的《晚年的周扬》、刘锡诚先生的《在文坛边缘上》，大部分文章就是发在这个栏目的。1998年的“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开设，也是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与洪子诚、谢冕、孟繁华三位老师商议的，当然之前我已致电与谢老师和洪老师沟通过，想做一些动态和活态的史料。三位老师的想法特别好，要对一些基础性的概念重新解读，尤其这些概念的形成与变异。因为很多当代文学的关键词，大家常常在似是而非的情况下使用，常常存在歧义和误解，你说的跟我说的是不一样的，影响了学科的规范性。因此，对这些基本的概念，进行一番规范性的梳理和整理，包括概念的来源、传播、使用，及其歧义和影响，从而使每个使用概念的人，能有大体相近的理解，并规范使用，甚至还想就一个概念不同的人的不同理解成文发表，只是这个没做成。200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结成书，应该说《当代文学关键词》对学科是有建设意义的，很多人跟我表达说，这是他们考研的必备书。2019年，我们还开辟“百年新诗学案”栏目，由吴思敬教授主持的，我们发了不少好文章。比如姜涛写五四时期的读者怎么去读《女神》的，张洁宇发掘考证“汉园”诗人的聚散与诗学意义，钱文亮的胡风诗案，洪老师的“两个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还有关于蔡其矫等史料考证与研究，很有意义。吴思敬老师说：“百年新诗学案”以“事”为中心，针对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事件、社团、刊物、流派、会议、学术争鸣等，用“学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凸显问题意识。如此这番，既丰富原生态的诗歌史料，又有编者对相关内容的梳理、综述、考辨、发现与论断，“让事实说话，寓褒贬于叙述中”，这个理念其实也是洪子诚老师史料研究所提倡的。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今天论题的“问题与方法”，我们都知道来自洪老师的论著。而我们要做到陈平原老师提倡的“做有情怀的专业研究”，探讨前人的功过得失，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夏晓虹老师也提到史料如何发现和使用，我觉得这是个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我的学养不够，只是借机向大家汇报一下《南方文坛》这些年所想所做，权当抛砖引玉。

与谈人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近年来引起重视，这说明过去这方面存在欠缺。史料问题，我上大学的1958年科研“大跃进”就遇到过。当时学生的集体科研，强调的是观念、立场的统御地位，史料是次要的，提倡“以论带史”。我曾经参加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就是按照先验的结构规划，用两条路线斗争去叙述新诗的历史，铺排布置诗人和诗派。“以论带史”与“论从史出”相连，说法本身并不错，错在当时的“带”，其实是取代的“代”。也就是材料在立场、观念的支配下被无视，或肢解、取舍，任意加以阐释。有过这样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之后，就会警惕忽视史料的倾向，知道你真要从事文学史研究，需要花苦工掌握资料，认识到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对材料的重视，也可以说是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的 “职业伦理”。

但是，史和论之间并非简单的依存关系。傅斯年先生说过，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确实如此。不过，“新问题”也有可能出自“旧材料”。当然，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的时候，“旧材料”也可以说已被赋予了新质。因此，一方面要强调材料的基础地位，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坠入“唯材料主义”、材料至上的陷阱。不是材料越多就越好，就更靠近事情的真相，就会有更好的历史论述。在材料问题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需要搜寻、记住，也要学会忘记。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和研究范畴有关，也考验研究者的眼界、智慧，和处理材料的能力。否则，会被层层叠叠的材料淹没，透不过气来。也就是说，对材料的价值和内涵的判断和分析，有赖于一定的思想能力和视野，有赖于对语境、氛围的了解：材料必须有某种理论框架才能被照亮，获得价值，也必须加以编排、修订，才能成为文学史的史实。这是一个研究过程中不断互为依存、相互碰撞、批判、推动的过程。

举例说，80年代引入文学社会学视角之后，作家的经济收入、社会政治地位问题才开始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又如，1962年“大连会议”中周扬、邵荃麟的讲话，80年代收入他们文集的时候，删去谈论当时中国和苏联农村、农业状况的部分。推测编者认为这些与文学无关。这显然对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认知。“大连会议”开了半个月，作家们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谈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生存状况。离开这些谈论，无法理解会议提出的有关“写内部矛盾”、中间人物、英雄人物塑造，和作品风格等文学问题的症结。

最近我重新清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苏联、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现实主义辩论。辩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或原则）。辩论中涉及概念的问题。有批评家提出，“现实主义”已经足够，不必在它的前面再加上各种修饰、限定语（新、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有人认为，可以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换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或“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面对这些有关概念的材料，如果不了解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之后的处境和面临的挑战，不了解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社会主义文艺遇到的普遍性危机（无冲突论、公式化概念化），会觉得这是无聊的概念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咬文嚼字；因此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提出这种主张的批评家（秦兆阳、周勃等）会成为“右派分子”，难以理解反对修改概念者高调喊出“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依据。

四年前我出版了名为《材料与注释》的书，处理的是发生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文艺界一些事件的材料，如毛泽东1957年1月颐年堂的讲话，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62年的“大连会议”，还有冯雪峰、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侯金镜等围绕这邪恶事件写的检讨、交代材料。记得当年广州的《羊城晚报》花地文学奖给这本书评了评论奖。我在答谢发言中说它“四不像”，不像学术论文，不像学术随笔，不是资料汇编，不是文学史。当然，勉强地说也可以看作是“非典型”的文学史写作。文学史写作通常的呈现方式，是借助对材料的选取、编排来讲述有关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思潮的“故事”；讲述者与材料，与所讲述的“故事”之间所构成的关系中，讲述者处在主导的地位上。《材料与注释》有所不同，它尝试采用另外的处理材料和讲述者关系的方式。它突出材料，试图将它作为主体，讲述者则尽量隐身，降低其身段，从历史叙述者“降低”为材料的说明者。这样做的意图，是着眼于“暴露”材料的在场性和相对独立性，让材料多个侧面的丰富性得到更充分呈现，也让围绕同一事件的不同的、有差异的材料，不强制地统一到一个声部，而让它们构成“众声喧哗”的互证，或互否的参照关系。

这样的处理是为材料的特殊性质所决定。我在《材料与注释》中说，这些作者处在“非正常”的生存状态中，他们写这些材料的时候，是以“走资派”“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压力下的产物；材料中对人、事性质的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着需要谨慎辨析以判明真伪的问题。为此，经过长时间思考，我寻找了这种例外的呈现方式。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不过，我在研究上突出材料，降低讲述者的地位，减弱判断、评判冲动，也不只是对特殊材料做出的反应。这二三十年来在学术工作中，最深刻的是一种不稳定的感觉。这种不稳定，既包括面对的材料，更是讲述者自身。材料自然具有敞开性功能，让我们知道事情的究竟，但材料也在不断遮蔽。当我研读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材料的时候，在基本梳理出事件的线索之时，反而深深体会到无法知道其中的全部秘密，而且可以说许多材料将永远无法知晓。知道为了夏衍的“爆炸性”发言，周扬等曾有周密策划，但无法知道具体策划的细节。夏衍发言“揭露”冯雪峰在上海时欺骗鲁迅，引起许广平当场痛哭，怒斥冯雪峰。你无法了解被诬陷的冯雪峰当时的心理情感。许广平1957年站在周扬一边，后转而撰文评判周扬，读着全部使用大批判流行语的批判文章，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出自许广平之手，还是捉刀代笔。而所有被批判者会上的回应和检讨，在编辑成册的发言集中没有丝毫的记载，它们就这样被抹掉……至于说到讲述者的不稳定——观念情感的断裂甚至翻转——这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之所以敢参加这个座谈会，是因为我2016年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开了一门专题课，就叫“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我所谈论的“现代文学”，是与“古典文学”相对应的概念，涵盖今天作为二级学科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从史料学或文献学的角度，讨论最近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是门选修课，开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相关专业的硕士生与博士生，三四年讲一轮，下学期又要开了，我还得认真准备。上次总共讲了十四次，我念一下各讲题目，你们就知道我的思路。第一讲是“文学史料学的内涵、源流及形态”，第二讲“文本的生产、移动及其阐释”，第三讲“新文学的版本、辑佚及考辨”，第四讲“‘新文学大系’的故事”，第五讲“全集如何编纂”，第六讲“中国近现当代作家资料集”，第七讲“中国近现代报刊（综合类）”，第八讲“中国近现代报刊（文艺类）”，第九讲“报纸副刊的编辑、检索与阅读”，第十讲“日记、书札及年谱”，第十一讲“自传、回忆录与口述史”，第十二讲“公私收藏的档案及其应用”，第十三讲“图像、声音以及网络资源”，第十四“史料学如何推动文学研究”。

在我看来，最近二十年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史料学方面起很大推动作用。上古研究主要得益于考古发现，尤其是遗址发掘以及青铜器铭文，这方面主要受益者是历史学而不是文学研究。中古研究得益于秦汉竹简、敦煌文书、墓志以及壁画等，这方面用得最好的是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进展比近现代文学好，视野非常开阔，技术手段也多样化。近现代文学之推进，很大程度得益于晚清以降的报刊研究；而当代文学则主要仰仗档案及口述史。每个时代史料重点不同，研究方法也有差异。因时间有限，就选一个小小的话题来讲，谈如何看待手稿研究。

一个偶然因素，2019年年底，三联书店美编为我的重刊本《学者的人间情怀》设计封面，希望提供一页撰写于1991年、初刊于1993年《读书》杂志的那篇同名文章的手稿。家里东西很杂乱，书籍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居然搜寻到好些我20世纪90年代的文章手稿。很可惜，最想找的那篇没有。考虑到1993年后换笔，开始用电脑写作，很少再有手稿存留了，我干脆编印了一册《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越生文化，2020），还写了篇《自将磨洗认前朝》的自序，纪念一个消逝了的文化/文学时代。

我的手稿集更多的是怀旧，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作为重点的那三篇长文都是发表过的，且没有过多删改。但这促使我想一个问题，手稿研究为何在中国没有真正展开，并成为一门学问，这跟我们以往不太重视作家及学者手稿的保存有关。首先得有大量手稿存留且公开展出，乃至刊印，才可能做专门的手稿研究。鲁迅手稿保存很好，最有条件开展此类研究，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商务印书馆刊行《钱锺书书稿集》，分《容安馆札记》（3册）、《中文笔记》（20册）和《外文笔记》（48册）三部分，如此海量的手稿，给研究者提供了无限驰骋空间，吸引了不少钱迷，日后会有好作品问世的。另外还有一点，近年中国各拍卖场中，文人学者的手稿大受青睐，这也促成了手稿研究的热潮。但到目前为止，如何保存以及研究手稿，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仍可以说处在起步阶段。我想谈几位师友的手稿流传及编撰情况，从中引出一些有趣的话题。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真迹：原信、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王瑶先生的。王瑶先生去世后，师母委托众多弟子合编《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及《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我负责其中的《中古文学史论》等。当初师母给了我不少王先生关于古代文学方面的手稿，我很高兴，以为可以大展身手。但仔细比勘后，发现都已入集，且没有大的修改。也就是说，对于完成度高的文人学者，相关手稿作者生前已经清理过，保存下来，更多是作为纪念品，而没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若前后文字差别不大，或后出转精，你非要加注不可，我觉得是画蛇添足，没有必要。学术著作不同于短篇诗文，无法倚马立就，最初的想法与最后的定稿之间，会有很大差别，除非特殊情况（比如外力干预），否则没必要复原那些已被作者抛弃的最初设想。至于准备阶段的资料卡片，我也不觉得有穿插进现有著作的必要。若此类资料量很大，对学界有参考价值，值得作为专题资料集出版，那是另一回事。

王瑶先生留下来的手稿，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检讨书。从20世纪50年代起，王先生就不断地写检讨，而且大都存底，免得下回说的不一样，那会被穷追猛打的。那一大堆检讨书，毫无疑问是被迫写的，可它记载了时代风云，以及那代学者特殊的心路历程，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不重视。问题在于，这些检讨书要不要进入《王瑶文集》或《王瑶全集》，我和老钱（钱理群）意见不同。争论的结果是老钱获胜，大部分人赞同他。我之所以主张将王先生历年检讨书放在档案馆或图书馆，供专业研究者查阅，而不是收在全集或文集里，是考虑学者有权利维护自己著作的完整性。比如，文人学者的个人隐私，或在某个特殊阶段的违心之论，虽然那也是真的，但不希望进入文集传世，这个要求是否值得尊重。最典型的，莫过于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状告人家出版或拍卖他的书信手稿，理由是，那是我写的没错，但著作权是我的，我不愿意刊行或拍卖。你们想写文章，考证那些鸡蛋是如何下来的，我觉得无聊，不配合。关键在于，作者有权处置自己的文稿，维护自己的学术形象。我们都知道杨绛晚年维护钱锺书手稿的坚定立场，很多研究钱学的人不理解，甚至很愤怒，但从法律角度，她是站得住的。

王瑶《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我当初之所以不主张将检讨书收进文集，是考虑王先生若在世，他肯定不愿意这么做。也就是说，从维护作者尊严及作品完整性的角度，是否可以拒绝“有闻（文）必录”。老钱说我的想法太理想化了，不适合中国国情，检讨书放在档案馆，一入侯门深似海，学者研究很困难。只有公开刊印，才可能传世，后代才能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从这个角度看，即使略为违背先生的意愿，也是值得做的。大概十年前，师母告诉我，除了《王瑶文集》和《王瑶全集》所收检讨书，她又找到了写于1967年3月的《我的检查》，以及同年5月的《关于我的“材料”的一些说明》，都是长篇检讨，抄录工整，内容也很丰富。我征求师母意见，问能不能公开发表，师母很犹豫。因此，2014年我们举办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我手中虽有这两份材料，但写论文时不敢引用。我看到了，但我没有权披露，家属拥有这些手稿的完整版权。直到2017年我主编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师母同意刊发这两篇手稿，同时配发王先生女儿所撰长文。这么处理，我以为是比较稳妥的。

第二个故事是钱理群的。老钱的文章很有激情，有时牵涉现实政治，不适合公开发表。老钱很通情达理，告诉编辑违碍之处你可以删，不要因为我的文章而丢了你的饭碗。但老钱是学鲁迅的，你删掉的地方，他都记下来。多年积累，编成了《删余集》《删余二集》等，打印出来送朋友。算是立此存照，告诉后人，我的某书某文被删去了某章某段，你若想了解我的完整论述，请把下面这段话补进去阅读。当然，必须是专业研究者，专门研究钱理群的，才有可能这么对照阅读。但现在碰到一个难题，《删余集》属于自刊本，不能进公家图书馆；加上印制的量很小，只够送朋友。而且以后我若引用，说此处文字见钱理群《删余集》第二十八页，人家编辑会不会不干，说自刊本无法复查，不算数。我自己偶尔也自费印书，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觉得有些私人话题或纪念性的东西，公开出版过于张扬，不符合我的性格及趣味。这方面的出版物其实不少，旧体诗词、地方文献、家族资料等，好些没有书号的图书，图书馆不能收，其实很可惜。

第三个故事还是手稿，不过有点变异。老朋友告知，若身体实在不行了，第一件事要把硬盘毁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几乎所有人的写作都在电脑里面，其中有完成稿，有未定稿，还有若干片段以及参考资料等。有些篇章虽不完善，但毕竟是你的心血；有些很精彩的文字，但属于别人，你保存下来是作为参考资料。若你有幸或不幸成为专家的考察对象，把这些“文稿”全都混为一谈，那可真是冤枉呀。以前手稿保存困难，见到研究对象的只言片语，我们都很珍惜，会拼命挖掘，唯恐有遗漏。以后的问题则是如何甄别，电脑里保存的文字（手稿），并非都值得关注，如何在海量的数据里沙里淘金，是个难题。若见猎心喜，胡乱发掘新资料，说不定会制造很多冤假错案。记得20世纪90年代有位学者被揭发抄袭，据说是当年在国外读书，做了很多笔记，没有标记清楚，以后写作时直接引入，误以为是自己早年的独立思考。本人尚且有此混淆人我的危险，他人判断起来就更困难了。除了未成型的文章，不成熟的思考，别人的资料，还有个人隐私等，若被错误使用乃至引申发挥，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是极端的状态，提醒我们注意史料发掘的边界。同样是手稿，若年代很早，存世极少，当然以发掘及保护为主。但即便来源可靠，言之凿凿，也都必须认真审视，要有批判眼光，不能盲信，别以为有图为证，写下来的就一定是真的。在大学教书，尤其是讲授史料学课程，除了传授学生搜集及使用史料的方法及门径，还得告诉他们陷阱在什么地方。只说史料很重要，把它吹上天，仿佛一纸定乾坤，这是不妥的。今天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大都希望能发掘及使用新史料，觉得这是过硬的东西。我在北京大学开史料学课程，首先说明是辅助性的，不能单刀突进。因为所有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批判、研究，必须有文学史的整体眼光，有这个大前提，才能把学问做深、做细、做活。否则，沉湎于细节的考辨，或者炫耀“独得之秘”，会把学问做得很琐碎，甚至把路子走歪。

所谓路子走歪了，既针对空疏，也指向妄断。没有大的视野，缺乏整体眼光，随便碰到一个新资料，就开始自由驰骋，任意发挥，说得天花乱坠，这是初学者常见的毛病。史料是否真实可靠，看你的考据功夫；史料用得好不好，则有赖于你的综合素养以及理论水平。有的人发掘了很多史料，但就是说不出个道道来，或者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找到的都只是“文明的碎片”，这些残缺的片断最终能否成型，取决于你的整体眼光及构造能力。必须有大的历史眼光，残片才能真正呈现其意义。傅斯年之所以提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他的针对性，不能盲目套用。若只满足于寻找，屏蔽一切理论思考，会把学问做得鸡零狗碎，不能说毫无所得，但意义不大。

姚名达在《哀余断忆》中，回忆自己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时，曾以《孔子适周究在何年》一文求教于导师王国维。王先生如何作答？以下数语，很值得玩味：“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学生的追忆文字，即使口吻逼真，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本人深思熟虑的专业著述；但对这段话的真实性，我深信不疑。由哲学而文学、由文学而史学的王国维，独特的治学经历，决定了他不太满足于纯粹的考据。这里所说的大与小，并非指事物本身的体积，而在于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无深入发掘与阐释的可能，以及是否切合自家心境与文化理想。

具体到当代文学，我有个担忧，那就是手稿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不是说来源可疑，而是引用的限度。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都在世，彼此关系很好，来往书札不少，这些“证词”的可靠性到底有多高。在国外访学，常见到汉学家挥舞某某诗人来信，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不准质疑，仿佛这就是金科玉律。因创作—评论—翻译而结盟，成为好朋友，这我不反对；我只是担心因关系密切而循环论证，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圈。你指引阐释方向，我提供订购合同，最终产品果然严丝合缝。面对这些珍贵手稿，我的看法是，珍惜友情，略为参考，但不能作为关键证据。

 

陈建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文学人物和重要文学事件的接触者，对反映这些题材的传记、学术著作就有特别的关注。随之而来，疑惑就产生了。比如不久前读过的《唐达成文坛风雨50年》，我曾向洪老师请教过。我说陈为人固然下了功夫，也对唐达成深怀感情，但书中写到的某些人和事，和我所知很不一样，读多了，认为该书的史料来源多为丁玲及其秘书。我固然对丁玲极其尊重，与她的秘书也很熟。相信从她们的角度，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我所知道的很多事件，和陈为人引述的都不一样。如果只凭一方所知，就阐释了某个文学事件，推演某个人物的心路历程，是不是过于草率？洪老师告诉我，那都是孤证，靠“耳食之言”来写小说，或可“活色生香”，但仅凭“孤证”就作为文学研究的依据，似不可取。因此，我以为，在文学史料的使用方面，如何把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八卦”划清界限，是一个问题。

上面所举，是希望采信史料时兼收并蓄，避免道听途说、鲁鱼亥豕。其实我更忧虑的是，某些传记的撰写者，今天和传主的家人打得火热，不惜毫无节制地讴歌，有意避开某种“不利”的资料，而后又因为某种原因与传主的后人“反目成仇”，便不惜“添枝加叶”，这种把史料玩于股掌之上的文风，为正派的研究家所不齿。

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

因为我担任过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因此最后我想谈一点文学史料征集和使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首先要有历史眼光和职责担当。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某些被行政部门批评过了的、下架禁售的书，文学馆收存不收存？当然应该收存。比如我们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收藏了不久前去世的导演彭小莲的纪录片《红日风暴》。还有一些作品，因为受过某些部门或领导的批评，被“下架”或“禁售”，作为文学馆，难道可以不收吗？比如贾平凹的《废都》，当年也是“废”了的，难道可以不收藏吗？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认为文学史料的搜集，仍有不少工作需要完善。首先要把话喊出来，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我们不是要建设“文化强国”吗？那么请珍爱我们的文学遗产。不仅李白、杜甫是我们的遗产，汪曾祺也是我们的遗产呀。那么《汪曾祺档案》，就不应该留在他所在的京剧院里收藏，文学馆似乎才是好去处吧？类似的作家亡故后，档案的去向问题，是文学史料的重要部分，是值得关注的。这件事情建议中国作协出面做，为作家服务为文学服务，就应该一件一件去办好。

其次，就我们的馆藏资料而言，有些史料还有个法律问题。比如某位著名作家的家属在作家逝世后把他的日记捐给文学馆。但捐赠的前提是，谁查阅，必须征得家属的同意，或许要等到五十年后再予以公布。文学馆和捐赠者既有这种约定，是必须信守诺言的。由此想到的一个话题是，现在某些作家的回忆录到处出，有的是某些撰写者好奇，找八卦，所述未必牢靠；有的是家属为了缅怀亲人，所言不无溢美。因此研究家以更高的眼光来甄别材料，或许是更重要的。

最后也说一个“八卦”结束我的发言，和史料或也不无关系。刚才老师提及的几次重要文学会议，那些会议记录我也看过一些。的确为我们研究那些重要的文学节点以及各位作家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但在当今的许多会议上，发言记录也已经难以呈现发言者的真实观点了。我曾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发言十五分钟，我的发言很尖锐，直言不讳地对我们的某些工作提出意见。比我的“火力”更猛的，是冯骥才，他呼吁关注“中国古村落”的消失，批评宣传文化部门鲜有作为。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发言印到了“简报”上，都只剩“三言两语”，且都不过是“欢呼”“赞成”的套话而已。我记得我是和冯骥才一道向整理者委婉地提出“抗议”的，岂料那个女孩不解地看着我们，说您二位都是“老同志”了，您不懂吗？我和冯骥才相视一笑，说“懂，我们懂。”——可见对某些所谓的“史料”，也是不必太当真的。

孙 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接着建功老师的话题谈一点史料征集的感想。史料的收藏与整理并不容易，目前的史料有公藏的，也有私藏的，但对于两种资源的运用都并非那么如意。我在鲁迅博物馆工作过好多年，那时候跟建功老师、舒乙老师也有一些工作上的交流。我觉得现代文学史料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发掘出来，个别有趣的文献还在私人手里，有些材料公布出来还有难度。我刚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的时候，考虑到周氏兄弟研究的一些史实问题，想与作家的后代有所接触。在止庵兄的带领下，与黄乔生、刘思源去拜见过周作人的后人。当年红卫兵抄家，把周作人的手稿、藏品抄走了，后来送到了鲁迅博物馆。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就给文化部长王蒙写信，说需要把这些材料归还给周家。王蒙做了批示，大致的意思是，抄走的藏品要悉数归还。于是这些珍贵的史料都重回周宅。鲁迅博物馆曾受时风影响，与周家有些隔膜，也多少怠慢了他们。我去周宅时，周丰一先生已经去世，其夫人张菼芳老师及儿女，见我们一行很诚恳，没有计较前嫌，还让众人看了他们的藏品。周家的藏品很丰富，除了周作人手稿，多是同代友人的信札，记得有蔡元培、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朱希祖、沈兼士、马衡、废名的信。这些尺牍现在还在周家手里，没有全影印出来。那一次的接触使我意识到个人私藏的材料没有公布的时候，文学研究还存在着空白点，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研究鲁迅和周作人，总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私藏可关注的空间很大，它有着文本的原态的价值。当年我当编辑的时候，请很多作家写文章，发现一些人对于自己的手稿是看重的。比如每次我去张中行先生家，他给我稿子都是复印件，手稿自己留着（汪曾祺给我的是手稿，我很尊重他，文章用完就还给他了）。端木蕻良给我编的版面写的文章很多，从来没给过我手稿，都是夫人钟耀群抄的。后来我就明白了，张中行也好，端木蕻良也好，他们害怕编辑改自己的文字，要留一个底。前几年《张中行全集》出来了，我就突然想一个问题，这全集是据手稿编辑的呢，还是以删改过的出版物为依据呢，如果是后者，则是存在问题的。他的某些文章在一些报刊上刊载时是被删改过的。我们要研究90年代新京派随笔，张先生是标本之一，他手里大量的手稿，提供的信息可能很多，这些都要一点点整理。

我还记得与新凤霞老师交往的经历，她的行文特别有趣，但有时句子不通，所以编辑要逐个规范她的句式。新老师的文章很有味道，反常规里有特别的韵致在。她的许多文章是经过编辑润色的，可惜原稿编辑部没有保留，她的作品编辑出版过程后人就不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在汪曾祺先生的文集编辑里也有。北京晚报发表过汪先生一篇文章，涉及样板戏话题，言及江青，编辑在前面加上“反党分子”字样，是不符合原意的。这些看原稿就可分辨出来。现在手稿研究热，是一个好现象，说明研究越来越细化了。

另外一个问题，学院里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老师，真的要和私人藏书家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这对于资料的使用是有好处的。2002年，我曾经和萧振鸣先生一起策划了首届“中国民间藏书家藏书展”，多位藏书家亮相于鲁迅博物馆。韦力先生、方继孝先生的藏品都是那次震动了学界。那次展览，香港一位藏书家展示出了一册沈从文的关于新文学史的讲义，我与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联系，问他正在编辑的《沈从文全集》是否有这本讲义。他说没有。于是复印了一份，就加到全集里去了。北京有一个私人藏书家小俱乐部，不定期有点活动。他们那里藏龙卧虎，像方继孝，就有许多作家手稿，有的特别珍贵。一些文稿对于丰富文学史认识有很大的价值。比如陈独秀在狱中写下的《甲戌随笔》，就提供了特殊的人文背景，陈独秀的知识结构与其思想的关系，于此便明了许多。从这些民间藏书家的藏品里，是可以寻找文学史的另一道风景的。

史料的公藏和私藏，其实可以互通有无的，就公藏而言，一般经历了接受捐赠、文物征集和拍卖购置等阶段。上海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机构，都有这几种收藏渠道。征集文物越来越难，需要与私人藏书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上海鲁迅纪念馆与北京鲁迅博物馆与鲁迅同代人的后代的关系都处理得较好。上海的“朝华文库”，北京的“胡风文库”都是很好的例证。许多作家后人把珍贵的手稿和藏书捐献出来，都方便了学界的研究。私人藏品常常给人意外的惊喜，比如胡风家属捐献的文物中，发现了诸多抗战版画，这些对于研究二战时期中国作家与画家的关系，艺术与社会风潮的关系，提供了生动的范例。除了征集，从拍卖会上购买资料也是一种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的陈独秀、梁启超手稿，就是从嘉德拍卖会上得到的，如今成了镇馆之宝。但这要有经济基础，对于个体研究者而言，是望洋生叹的事情。不过公藏使更多人获益，当史料成为公共资源的时候，学术研究也获得了诸多便利。

史料研究在今天越来越显得重要。但某些学科的史料建设投入不多，这应当需要许多重要的学者介入其间。历史上好的学者往往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同样，搞史料的人如也能在审美鉴赏和理论思考方面用力，则一定成绩不菲。文学研究既要避免空洞无物的夸夸而谈，也要警惕文史小贩心态，以“孤本秘籍”耀世，格局自然不大。史料要与思想有趣地结合起来，便会使研究熠熠生辉。我自知自己做不到此点，但真心希望见到这样有气象的学者和有深度的研究。

 

杨 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我个人的感觉，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公布，虽然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但基本的学术规范已经建立，即使当代文学这方面弱一点，但是从事史料文献研究的学者，还是很认真地在对待这项事业，这是1990年代强调学术规范与学科建设的结果，从而让史料的发掘与呈现基本建立了一个有序的、有效的过程。

而我自己在研究和教学当中碰到一个问题，是在现在学科细化越来越厉害的背景下，很多学者对史料的认知、选取与运用，相对呈现出比较单一化的趋势。比如这一两年的人文出版领域，宋代研究特别热门，然而，在有些“宋粉”学者的描述当中，宋代就是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最好的朝代，这些研究最大的问题，是主要使用法典或诏令，用法律制度来推导宋朝的生活，自然会推导出宋朝非常完美的结论。在当代文学领域，存在着一个问题，特别是新时期之前的研究，很多学者会将文学文本直接与《人民日报》的社论摆在一起，感觉上非常自洽，得出的结论非常清晰。问题是历史没有那么简单，从社论到政策的执行与推广，再到作家怎么写出作品，以及作品的接受和传播，这中间有着非常复杂与微妙的过程，也就会延伸出很多可研究的问题。然而，因为很多研究者缺乏这样的复杂意识，太倚重当时公开发表的文本，太拿这些文本当真了，导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原本的复杂历史被压缩了，所谓文学社会学或文学社会史的研究，变得相对简单，历史事实过分地配合理论推导，最后的结论虽然清晰，却很难说是有效的，也就没有办法真正推动研究的丰富化与立体化。

近年我在做汪曾祺的研究，汪曾祺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叫作“气氛即人物”，他描写人物，大多数时候不是直接描述人物的面貌、性格、心态等，而是通过描写人物所处的氛围，来呈现人物的复杂面相。

我认为，在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上，都应该重视“氛围性史料”的研究与使用，如果没有对氛围性史料的重视，很多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就没有落脚点，更重要的是，氛围性史料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人物、文学人物的思维逻辑与行为逻辑。

很多人不理解氛围性史料有什么用。事实上，氛围性史料的研究，与作品的书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家都读过汪曾祺的《跑警报》，昆明民众抗战时期跑警报，汪曾祺写得很详细，但是很少有人去考实文中所写是否准确，又有哪些特殊或例外。比如昆明的警报有预行警报、警报和紧急警报之分，这些警报到底是什么时间发出来的，用什么方式去通知昆明所有市民。《跑警报》里谈到五华山上挂气球，还有拉汽笛，但肯定不会面面俱到，我根据各种材料，当时的书籍、史料、回忆录，证明了《跑警报》里说得都对，但是不完整，比如汽笛，就不是所有的昆明人都能听见的，只有昆明西边的民众（包括西南联大师生）可以听到，因为兵工厂在附近。在其他的地方，大都是通过敲钟，而敲钟的方式，“当当”是一个意思，“当当当”是一个意思，两长一短、两短一长，都有统一的规制，这些材料背后的问题，就是当时整个昆明的防空体系是怎么建构的，对市民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当时有一篇本科生论文，写的就是空袭警报让西南联大损失了多少课时，这些课时折算成经济损失又是多少。

汪曾祺（1920—1997）

这些氛围性史料，还包括跑警报时，政府与民众对“抓汉奸”的热衷，到了一种风声鹤唳的地步。只要警报响起后，带有闪光的镜子或者物件的人，都会被怀疑是在向日本飞机指示方位，有时候公文包上的锁很亮，也会被抓。上述联大学生的论文，研究的还只是直接的经济损失，“跑警报”对于市民和西南联大师生，心理上造成怎样的影响，从而如何重新形塑战时生活与战时心态，又催生出了怎样的战时记忆，结合汪曾祺这篇《跑警报》的名文，会构建出来一种整体性、氛围性的感知，有这样一种感知，再去理解经历过战时的作家，他们的写作逻辑、文化逻辑，研究思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现在还很关注汪曾祺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的创作背景与生活氛围。这一段时间，汪曾祺的回忆非常少，对他这一阶段的代表作《羊舍的夜晚》的讨论与研究也不够。很少有人去讨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写作视角与文学逻辑。而《羊舍一夕》这篇小说，又为什么能得到沈从文那么激烈的赞赏？是不是因为这篇小说，与当时的主流文学逻辑是相反的?不了解这些背景与氛围的话，对作家作品的认知会出现相当的偏差。尤其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研究者来说，不补上氛围性史料这一课，就没有办法真正有效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与传播、接受。

我还有一些想法，比说1980—1983年，被称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黄金四年”。那么为什么1983年之后，汪曾祺的创作从以小说为主转向了散文创作?结合个人生活史与社会氛围，我认为有几个影响因素：首先是创作资源有所耗尽，就体裁来说，散文比起小说，资源更丰富一些（这里涉及小说与散文两种体式五四以来的不同发展），其次是当时整个媒体环境的变化，大量的副刊需要短的小品、散文。最后是汪曾祺本人的创作节奏加快了，太多事，很多人找，汪曾祺变得没有时间再去花三到四天或更多的时间去构思、创作一篇小说，相对来说写散文就快得多，有的时候一天可以写两篇。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汪曾祺搬家了，搬到蒲黄榆之后，汪曾祺终于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了。据汪曾祺的子女回忆，从此汪曾祺就摆脱了以前必须在饭桌上写作的状态。因此也带来另一个变化，汪曾祺开始真正重拾他的书画爱好，画得满屋子都是。这样他的很多情绪，就会通过书画抒发，并且书画比起小说而言，有更直接更丰富的“群”的功能，更符合文人雅趣的氛围。关于书画创作与文字创作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复杂与微妙的，需要通过深入研究来加以描述与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这些生活环境、趣味取向、文艺环境、媒体氛围的变化，对于汪曾祺1984年之后的创作，如散文重于小说，小说注重对“性”的探讨，对古代笔记的改写，都有着相当的影响。

所以，物质环境的变化，创作氛围的变化，包括整个社会的文艺环境和思想潮流的变化，都会对作家写作与读者接受，产生莫大的影响。对于氛围性史料的重视，不仅仅是让我们能够更接近作家作品的历史本真，更能让我们能够通过对氛围性史料的研究，尽量还原历史的某种现场，从历史现场当中，去理解作家的写作逻辑和思维逻辑。特别是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1980年之后他的文论，有着强烈的自我建构的意味，再加上他对沈从文、废名等人的重新解读与讨论，实际上是在建构汪曾祺自己的文学传统。汪曾祺虽然也使用当时文艺理论的流行词汇，如现实主义、民族传统等，但他赋予这些词语的内涵，与当时的主流认知并不相同。如果停留在对文论文本的理解，而不进一步对文本的语境进行氛围性的研究，就很难理解汪曾祺言说的真义。

我觉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应该提出重视对氛围型史料的研究。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学者为了考辨一部作品的版本，花了很大力气，但是最后没有与氛围性的史料结合起来，指向对作家与时代内在逻辑的理解，会觉得有点可惜。我认为，现代与当代、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打通”，没有氛围性史料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

 

我跟在座各位的专业方向不一样，因为我是做近代文学研究的，所以总觉得插到里面太违和。当代文学的会，我基本没有参加过，今天算是第一次。燕玲找了个好题目，要谈关于文艺史料学的问题，我还可以说上话。

在学界里面，我算是在史料方面做了比较多的工作，编过一些资料集，影响较大的有《〈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还主编过“学者追忆丛书”，其中的《追忆康有为》《追忆梁启超》也是我编的。尤其是我和陈平原合作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据说在他的著作引用率里，那本书也是最高的，可见当年很多人进入近代小说研究领域，确实是借鉴或者说依靠了我们编的这本资料。做资料集对我来说，不只是给别人做嫁衣，其实对我自己的研究也大有好处。

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面史料的扩展起了很大作用，刚才陈平原也讲到史料的使用确实改变了整个学界的面貌。这个变化对于近代文学研究，差不多可以说是翻天覆地。近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传播途径已经和古代文学有了很大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报刊的出现。很多作家要借助报刊成名，作品也是首发于报刊。不过，80年代那个时候，近代报刊还不容易看到，学界也不关注，所以一般做近代文学研究的，也和古代文学研究一样，是以诗文集或单本的小说、戏曲作品为主要资料，这样比较容易上手。

我是1982年进入这个学科，跟季镇淮先生读研究生。刚进来的时候，真的是一片懵懂，对近代文学完全没有了解。按照教学体系，近代归属于古代文学。而大学本科讲到古代文学史的近代部分，我觉得老师都没有兴趣上，找了研究生来做教学实习，统共两次课，开了一大堆作家作品的名字，其实我们什么作品都没看过。我就是这样一张白纸地进入近代文学研究。入门以后才发现，近代文学如果按照前面的路子做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北京大学的好处是，现代文学还比较重视阅读报刊，有这个传统。而且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除了看《饮冰室合集》，那时也翻了梁启超办的一些杂志。此外，当时还在和陈平原一起编小说史资料，除了单行本的小说序跋，我们还查阅了很多期刊，收录了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论文。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后来的研究有很大启示。

在我看来，学者对报刊资料的使用确实改变了整个近代文学研究的格局。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晚清的作品，会有一个“隔”的问题。学生经常说，老师你看了这么多，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容易懂。但是他们看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个氛围，没有那个语境，就不能理解。比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鲁迅批评它的描写是“过甚其辞”，夸张失实，我们过去也都以为如此。但只要回到当时的报刊就会发现，其中的记述比小说情节还要离奇。有个著名的例子：包天笑见到吴趼人，吴趼人给他看一个本子，里面贴满了从报纸剪下来的新闻，也有记录朋友所讲的故事。也就是说，吴趼人的小说写的真是当时人当时事。你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看了小说会心领神会，知道说的是谁的故事；只是我们隔了这么多年，无从了解，才会产生误会。而回到报刊，还原了现场，就会有很多相关的线索出现。起码对一个作品来说，它不再是封闭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打开的文本，周边各种信息都在丰富着这个作品。所以我才一再强调，报刊的使用对近代文学研究格局的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连载于《新小说》

当然，其他一些史料的出现与使用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大家都知道，近代文学发端于西学东渐。而近年的一些研究趋向，明显和数据库的使用有关，因为可以看到国外的，尤其是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资料，方便进行比较研究。本来，近代很多的翻译作品即使原出西方，也不见得是从原文翻译的，而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由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开放，明治时期的图书也过了版权期，可以直接下载引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大量关于日本明治时期的著作——包括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或者中国作家的影响研究。由此可见，数据库的使用也促进了对近代文学的立体开发。

还有档案，我当时也注意到嘉德拍卖的那批史料，除了陈独秀的信，还有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信。因为我也做梁启超研究，那批资料出来后，我对梁启超和胡适的关系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比如，我写了《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采用了梁启超和胡适谈诗的通信。当然，做这个研究，一定要把书信放回到对话的语境，还原到当时的场景中，就是说，还要去看胡适的《尝试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梁启超通信之间的关联，才可以搞清楚其间的隐情。而这种新的研究题目的成立，与新史料的出现直接相关。因此，新出档案的使用也对近代文学研究的推进有很大贡献。

 

行 超

《文艺报》编辑

我记得洪子诚老师在《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问题》这篇访谈中曾经提到一个观点，“史料的搜集、整理很难说有‘纯粹’的，它与文学历史的理解，以及与现实的问题意识有密切关系”。的确，纯粹的、孤立的史料研究几乎不存在，即使存在，它本身的意义也是可疑的，真正有意义的史料研究一定是与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相关联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如何选择、甄别自己的研究对象，选取哪种研究方法、呈现方式，这些背后都与研究者本人的文学史视野、审美与价值取向等问题有关。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史料相比，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对象要复杂得多，仅仅从文本出发是远远不够的。时代背景的变化、传播媒介的复杂性、资料的“解密”问题等，使得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具有新的特点和难度。我个人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史料研究训练，但是，这些年的文学批评实践让我逐渐意识到，文学史料研究与文学理论批评之间其实也有着很重要的联系。

我毕业后来到《文艺报》工作，我们知道，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以《文艺报》为代表的一批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的期刊、报纸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2019年是我们报社成立七十周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大致翻阅了1949年以来七十年的《文艺报》。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能感受到陈平原老师刚才提到的“整体性的文学眼光”的重要性。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研究者必须有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必须回归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当时的时代语境，才能辨别材料的真伪、价值，以及那些落在纸上的白纸黑字背后的深意和秘密。

在对过去七十年的报纸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也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比如，我发现当下的文学批评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一个巨大的差异，那个时代的批评家感兴趣的是“大问题”，而我们今天似乎更关注具体的作家、作品。这与90年代以来“向内转”的批评氛围是有关的，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一代年轻学者，普遍受到西方文论尤其是新批评的影响，应该说比前辈批评家更擅长文本细读，但是，我们对于“大问题”的发现能力，或者说直面“大问题”的勇气，却与前辈批评家们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在早期的《文艺报》上，我们经常看到类似《谈大众化和旧形式》（艾青，《文艺报》1949年第2卷第2期）、《谈方言问题》（周立波，《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10期）、《题材问题》（田汉，《文艺报》1961年第7卷第2期），等等，在今天，大概没有人会给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起这样大的题目。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看那时候的文章的确存在很多疏漏、偏颇，甚至意气用事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更注重发现问题的热情和能力，更具有与现实互动的勇气。而当下文学批评中这种能力和勇气的欠缺，或许也是我们渐渐失却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联系，进而失却社会效应的原因之一。

此外，我还发现，一些我们近年来文学批评领域热烈讨论的话题，比如小人物、底层写作、“新人”形象，等等，其实几十年之前就已经有前辈批评家发现、甚至深入阐释过了。这一点，史料是最好的证明。这个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我们文学批评话语的贫乏、理论生长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同一个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肯定会发生变化。比如，90年代已有《让我们再唤新人》（李瑛，《文艺报》1991年2月2日）这样的提法，但是，这篇文章中所倡导的“新人”，或许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旧人”，或者是“旧新人”了。今天我们所呼唤的“新人”，他/她的文学形象及其精神指向与当时必然是不同的。这其中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之所以会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既是重要的文学史话题，也恰恰是史料研究与文学批评的连接之处。

曾 攀

《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

 

刚才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启发很大，让我想起当代史料的问题化及史料研究的当代性问题，也即一切史料在其呈现与表述中，以及在此过程显现出来的现实难题和伦理困境，无疑是具有当代意义的，而当下史料学研究的学术环境与问题导向、研究方法与个人意趣，事实上与研究主客体紧密相关，这也为当下的史料学研究提出新的问题，也呼唤新的方法。

当代史料的价值如何确定和重估，需要重新确立合理合宜的研究范式，近现代文学史料学方法论如何在当代文学中得以延续，又需要进行何种更新再造，这是当代史料研究的大难题，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想要突破目前的发展状态，实现更有思想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转化，需要的是史料研究的当代转型，需要对当下新的文学状况进行评估研讨：一是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建设，其与个人经验、意趣、体验，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其中重操作不重感悟、重信息不重经验、重平面不重立体的偏颇，需要纠偏，因为信息与资料、史料概念是不一样的，史料研究具有历史性与关联性，代表一种经验性的和判断性的认知表达，更是一种知识性的和系统性的存在，需要不断进行激活与可转。二是晚清以降出版业发达，当代的出版业也蔚为大观，然而近现代关于出版的史料学研究可谓众声喧哗，现在却仿佛没有释放出特别多的声音，吴俊、黄发有、张均等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果的期刊研究，然而近现代的民俗、美食、广告研究等更丰富立体的史料研究，却往往付之阙如，多元立体的系统和范式仍待建立。三是通俗文学与网络文学时常同论，然而相比前者研究的成熟成型，网络文学的不断开放翻新，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且当下媒介的多样性以及纸质、有声、视频的多元演绎，新的声画一体、新的言文一致出现，比如有些方言元素的文学剧本，国语、方言、外语等可以相互即刻转化，网络文本呈现的即时性，资料如何摄取、辨析和研究，作者、读者、媒介、影视全息互动中的材料如何整合，文学IP的繁殖、文学直播行为中传播的无远弗届，由是形成的文本如何探析；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阅读、写作和研究，也将从社交发散，转化为智能传递，加之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左右着文学文本的生成和传播，如是等等，都是当代文艺史料研究中全新的命题。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史才、史识，不可或缺的还有史德，在当代，后者既是伦理，亦是方法，关涉史料学研究过程中不可失却的人文情怀，可以说，史料学研究不仅有知识系统，也存在着人文传统，无论是近现代还是当下的史料学研究，都是不可偏废的所在。

 

李北京

《南方文坛》编辑

最近几年，随着作家手稿的发现、展出（如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名家手稿展”、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回望手写时代——馆藏80年代手稿展”、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妙笔生辉：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展”等）、出版（如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巴金《第四病室》的出版和新编《鲁迅手稿全集》的即将出版等）、相关会议的召开（如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手稿学学术研讨会”、“国际手稿学学术研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手痕·文心——新文学作家手稿文献论坛”等）和相关论文的增加，学术界出现一股研究手稿的热潮，手稿学的建立似乎也指日可待。对于手稿，我倒有两点疑惑。一是手稿与版本的关系，比如说手稿能否纳入版本的范畴？这个问题涉及对版本的界定，据学者金宏宇的考证，古书“版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版本”指的是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后的刻印本；广义“版本”泛指古代图书的各种本子，包括写本、印本、钞本、稿本等。到了新文学版本研究这里，版本首先要具备物质形态的“版”，其次才是构成内容的“本”。换句话说，成为新文学版本的前提必须是出版物，如此一来，手稿自然就在版本范畴之外。但问题是，如果手稿出版了呢？比如鲁迅的《朝花夕拾》《故事新编》、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随想录》、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等手稿都已出版，那么研究这些文本的版本时是不是也应把手稿本纳入版本的范畴呢？如果纳入，新的问题就会随之而来，比如近来学术界有一种倾向，文学史写作要注重文本的初刊本或初版本，这个当然有必要，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倘若把手稿本纳入版本之后，文学史写作是不是更要注重文本的手稿本呢？倘若注重，问题就会相应变得复杂，因为手稿本通常会有修改，这样就存在初稿、再稿、定稿甚至清稿等多个稿本，采用何种稿本呢？这还是在分得清初稿、再稿、定稿和清稿的情况下，倘若各种修改笔迹混在一起，且修改时间间隔又短，就很难分清哪是初稿、再稿、定稿和清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有手稿本保存下来或出版，但至少理论上应作如是观。二是手稿的范围。一直以来，新文学手稿始终以纸质稿本为中心，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作家纷纷告别毛笔、钢笔、圆珠笔，开始键盘写作，那么键盘敲出最初的电子文档算不算手稿呢？如果不算，手稿研究的范围就会大大缩小，未来作为学科的手稿学价值就会随之大打折扣；如果算，且不说电子文档作为手稿会丧失手写时代手稿的诸多价值（如收藏、观赏等），就连手稿最基本的修改恐怕都很难看出，除非刻意标识或保存不同版本的文档。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并不排除技术能够达到在文档中还原写作过程的能力。我们且乐观视之，毕竟时代在前进。

老舍《骆驼祥子手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 主持人

张燕玲

《南方文坛》主编

 

大学者到哪里，治学精神与学者风范就在哪里熠熠生辉，尤其“学在民间”且与时代同行的治学关怀，把关怀压在纸背的智慧。对我这种“白丁”和在座的青年学者来说，是一次学术学习和自我训练，借用孙郁老师之言是“望道之乐”。我想起一件事，我们微信公号推出洪子诚老师《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位先生》，文后有位学者跟帖（恕我不公开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可以拿来做此次研讨的小结，并致敬各位老师！他说“现在的小粉红闹，后浪们张狂，我认为跟前浪们没有把一个精神传统、学术传统讲清楚，传承下去是有关系的。甚至，哪些学术缺陷和泥淖、教训，也要讲清楚，孩子们才会知分寸。不然，只读资料，哪有切身感受，他们又怎么知道有些事情会闹出什么严重后果来。近年来，一些前浪只顾自己争名夺利，不知提携后辈，更不知承担一份历史责任，是会受到历史惩罚的”。

end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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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按

本期编辑 | 景陌

图源 | 网络